81岁的刘德元说：“这个事情很简单，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想为农村做点儿事情。大的事情做不动了，就做一点儿小的事情。”早在2000年，抱着这样的朴素想法，刘德元开始着手为家乡建设一间图书室。建在河北省易县固村庄村的这间图书室取名“爱乡”，迄今，其服务范围已经覆盖近万人。

    “不给农村增加一点儿负担”

    1946年离开狼牙山脚下固村庄村的刘德元至今乡音未改，阔别家乡的61年里，他做过教员、教育助理员。解放前期，随军入城的刘德元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随即调入西单文化馆筹建该馆的图书室，从此与图书馆“结缘”——1951年调入首都图书馆工作，1981年出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1987年离休后又在中国老教授学会建立了图书情报专业委员会，一干又是10年……

    刘德元一向重视图书馆为农村服务的工作，早在担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的时期，别人关注城市读者，他却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北京郊区，1963年即发表了《省市图书馆怎样为农村服务的问题》一文，更是难能可贵。刘德元说：“我出生在农家，生长在农村，与图书馆事业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离休以后，他心里有两件事一直放不下：放不下对农村老家的感情，放不下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我就想从图书馆方面为家乡做点事儿。”当时已经年近八旬的刘德元征得夫人周秀玲和子女们的支持后，说干就干——给固村庄村村委会写了份报告，表达了他建设图书室的意向。又给国家图书馆写了份报告，争取到国家图书馆准备分批赠送基层的下架图书3000册。固村庄村村委会的热情回复和国家图书馆的支持，让刘德元心中有了底气。

    “我办这个图书室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能增加农村一分钱的额外负担”，这并不是一句口号，在随后图书室的建设过程中，这一思想是雷打不动的原则。最初，为了使乡亲能够及早借阅图书，刘德元在固村庄村借了亲戚的一间房子充当临时图书室，在易县图书馆副馆长齐玲同志的热心帮助下于2003年4月10日正式开放。与此同时，开始着手建设新房子——新房子没有占用固村庄村的公共土地，建在了刘德元的祖产宅基地上，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加上桌、椅、书报架等设备的添置等，共花费了刘德元夫妇4万余元积蓄。2004年5月1日，全新的“爱乡图书室”正式投入使用，一时间村民奔走相告。刘德元委托一对夫妇专职管理图书室，每月要支付他们500元的费用，此外，订报费、电费、办公用品费……均由刘德元支付。2005年和2006年，刘德元每年用在爱乡图书室的开支，都在万元以上——这对一位赋闲在家的老人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

    “我的遗产，有一份要留给爱乡图书室”

    从2000年开始，刘德元就一直在写报告。写给国家图书馆的报告，争取到了3000册图书，随后的两年，又从国家图书馆先后两次争取到新的图书捐赠，总数加在一起有6000册。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德元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获知金盾出版社在农村建设了多间图书室的报道，于是又写给金盾出版社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争取到金盾出版社新出版的图书1500册，后来金盾出版社又赠送给爱乡图书室300册新书。得知文化部“送书下乡”工程的消息，刘德元递交报告，申请到300册图书。给国都学术书店的报告，为爱乡图书室争取到600册图书。加上中国图书馆学会赠送的500册图书，小小的爱乡图书室已经拥有超过9000册的藏书。

    刘德元相继为爱乡图书室添置了电视机、DVD设备，并得到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赠与爱乡图书室的爱国主义教育百部光盘。2006年5月，得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消息，他又从文化部为爱乡图书室争取到了一台电脑服务器，及卫星接收设备和投影仪等现代化信息服务设备。在这之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又赠送电脑一台，为此，刘德元又为爱乡图书室购置了打印机和刻录机，他说：“等固村庄村接入互联网后就向乡亲们开放打印和刻录服务，以便他们将搜索到的信息带走使用……”

    现在的爱乡图书室，每天都有30多位读者前往看书、借书，累积下来，一年有万余人次。夏秋晴朗的夜晚，爱乡图书室会在室外播放爱国主义影片，少的时候三四十人，多的时候八九十人，被吸引到爱乡图书室。来自固村庄村以外的村子的读者，也络绎不绝地到爱乡图书室看书、借书，附近多所中小学也都到这里借用光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乐观豁达的刘德元说：“现在我和老伴不再需要添置什么，每个月生活费绰绰有余，子女也都成家立业了，不要求我们什么。我们两个人的退休金足够支持图书室的运作。”

    刘德元看着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微笑着说，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委托大儿子把爱乡图书室继续办下去。他指着自己居住的房子说，这间房子留给子女每人一份，还要留一份给爱乡图书室，让它持续运行下去……

    “大家都出一把力，价值就大了”

    说起“爱乡”这个名称，也是一个故事。最早的时候，刘德元想，就简单地用自己的名字吧，叫“德元图书室”挺顺口的。就在图书室快建成的时候，他想起以华裔教授为主体的华人公益社团——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发起的健华图书馆联盟的故事，于是，“爱乡”的名字应运而生。

    刘德元说，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这是事实，但并不能说明他们不需要读书。恰恰相反，农民更需要读书，需要文化学习。“农村人不是不爱读书，而是长期读不起书、没书可读，形成了恶性循环”，图书馆人刘德元显然深知图书馆的意义，他说，随着基础教育的深入普及，农村人基本都有识字能力了，我们要做的是尽量满足农村人的文化需求。刘德元身体力行，如果读者在爱乡图书室借阅某一本图书室没有的书，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递到刘德元的家里，他就想方设法找到这本书配给爱乡图书室——这样的事例在过去的两年里并不少见，每次刘德元都尽力去多方查找，为满足读者的需要，他费尽了心思。

    在刘德元心中，图书馆工作在传承历史文明、普及科学知识、进行终身教育等方面，是其他各项文化工作所不能代替的。他说，农村图书室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图书中有科技、文化、卫生知识，对人们长远的教育作用而言，成本更低，意义更大。刘德元说，一个爱乡图书室并不算什么，其影响也就是固村庄村周围的十里八乡。

    “我们每个月拿出1000块钱就足以支持一个乡村图书室的运行，比我们条件好一些的，一定也能做到。”刘德元说，“如果大家都能出一把力，有条件去扶农村一把，这个价值就大了。”他表示，如果有人愿意建设第二个、第三个乡村图书室，他愿意提供自己的经验供其借鉴。 

    爱乡图书室是刘德元为农村乡亲挑起的一盏“小桔灯”，尽管这灯光照得并不远，但它让固村庄村及周边的农民看到了希望……不断地点燃、挑起小桔灯，这小桔灯的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

资料来源：

http://www.yxdoor.com/Article/54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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