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声音，又在濮湖澜的耳边苏醒了：楼上有人一边吆喝，一边大声开着玩笑；小孩子们追打着，吵闹声搅破清冷的楼道；远处的狗吠声和鞭炮声，穿过空旷宽敞的街道，传得很远。

　　如果不是冬季，他宁愿在他的“图书馆”里睡下。那是一个让他躲避人群，“书香满屋，温馨而自然”的地方。

　　而2008年冬季，这个66岁的老人，蜗居在冬季每月100元租来的9平方米的地下室里。“冬天不能住‘图书馆’，太冷了。”

　　自从1982年妻子田小芹病故，17年前一双儿女先后离开团场之后，濮湖澜形影相吊，孤单一人。

　　冬季里，“图书馆”的烟囱里会时常冒出烟来，表明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简陋的图书馆”还“活”着。

　　暑往寒来，春去秋回。2008年初，网友祖希在克拉玛依的网站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最简陋的图书馆——在五五新镇的边上”的帖子。天涯、搜狐、西祠胡同、大旗等各大网站转载，也有媒体开始跟进报道。

　　“坚守清贫、守望文化、中国最简陋”这些字眼，让老濮名噪一时，并迅即在网络上流传。经媒体报道放大后，民间和舆论再度哗然：感动和冷漠、同情和质疑、叫好和责骂的声音，此起彼伏、交错勾连。

　　舆论与环境日益逼仄。濮湖澜依然故我，偏执地困守着自己那处土墙围起、四处透亮、地基日渐陷落的“图书馆”，以及与其相关的飘渺混乱记忆。

　　在别人和自己眼里“鬼混了一辈子”的濮湖澜，似乎一夜成名。

     最简陋的“图书馆”

　　从奎屯市西行55公里，就是老濮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129团场，这里还有个名字叫五五新镇，因距离奎屯市有55公里而得名。

　　“图书馆”就建在129团场入口处，紧挨在217国道边上，背后是团场的长途汽车站。这让即使是最不熟悉路况的司机，也很容易一下就找到这里。

　　“图书馆”两侧，除了东面6米远外的一个破败的小商店外，再无直立的建筑，满地凌乱，高低起伏。那是129团场自去年开始，针对国道两边临时建筑的拆迁治理行动后留下的痕迹。“就剩下这两个钉子户，太影响团场的形象了！”129团副团长史红喜说。

　　事实上，“图书馆”压根儿就不像一座完整的建筑：建成近20年，前高后低，破败不堪。墙由黄泥和草敷面、内用红砖砌成，兀立在满地碎砖块和废墟中。

　　一块布制横幅赫然横贯，被10来个铁钉固定在门楣上方。5米长短、40厘米宽窄，已看不出布的本色。7个斑驳大字依稀可辨：图书馆——茅以升题。靠近些，仔细分辨，“图”字内的“冬”被写成“义”，“这是日文。”老濮强调说。事实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标准日本语（上册）》中提示，日语的“图”，写作“ 図 ”。

　　“化雪和下雨的时候，水都会沿路基而下，流进屋子，地基连年下沉。”破旧墙体上赫然布着一道道虬曲的裂纹，这让老濮印象很深刻。

　　一屋两间各分前后，潮湿昏暗，低矮局促。自从去年拆迁过后，这里没了电。四季往复，白天的长短决定着营业时间。“天一黑，就没法卖书，我这有好几万册书呢。”老濮颇有些不悦。

　　一张样式陈旧的桌子和三只板凳，见缝插针地摆在由碎砖头和木条木板拼凑成的书架中。书架上，以“政治、经济、文学、法律”等小纸片分类的各类书刊，或立或斜地陈列，多数都是书边翻卷，灰头土脸，有的还带着明显的被老鼠啃咬过的痕迹。

　　“两厘米厚的书卖两元，一厘米的卖一元，杂志每本五毛到一块。”老濮熟练地说。而这些书刊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购进。“前几年，还要便宜些。”老濮说。

　　桌前一架小煤炉，几节烟囱拼成“Z”型，蜿蜒着伸出塑料布罩裹的破窗。炉内一小堆炭火互不依靠地各自吐着青烟，和着炉上那口只有一只耳的肮脏铝锅里的水汽，有浓有淡，有轻有重，或细或粗地袅袅纠缠，这让破屋的凝重中透出些许轻盈。

　　2008年初，网友祖希路过这里，拍下照片，上传至网络。有网友自发组织给老濮捐赠了废旧图书，并送来些吃食。

　　这个被网民称为“史上中国最简陋”的图书馆，由此，渐为人知。（下转A13版）

 
狷介书生

 
   没有电老濮整理图书只能点蜡烛。

　　老濮一个然孤独到老，连跳舞都是一个人。

　　他的饮食很简单，一个馒头就是一顿饭。

　　一时间，濮湖澜和他的“图书馆”，像极了一部充满了喧嚣元素的商业片：狷介书生、茅以升弟子、衣衫褴褛、固守清贫、精神错乱，以及口口相传却又语焉不详的绯闻。

　　鬼混了一辈子

　　2009年2月11日早9时，129团团部天池大街12号楼5—1号地下室。

　　狭小的透气窗外，微弱的晨曦渐渐清晰。平时，这里只有濮湖澜，基本看不到第二个人影。

　　老濮起身穿好衣裤，锁上门，迈上台阶，走出楼道，朝一公里开外的“图书馆”而去。

　　196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武汉市招工。这一年，22岁的濮湖澜来到了农七师五五农场基建连。老濮称，此前，他曾在武汉市关帝街小学当了3年小学数学教员。“每月工资28元。”

　　可濮湖澜并不认可团场农工的身份。“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老濮很看重自己受过教育的经历。

　　老濮对自己身份的强调，在团场职工的嘴里得到了认可。“在我们那个年代，老濮还真算是个文化人，虽然只是个中专生。”原3连退休职工老周说。

　　从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到少有人烟的西部荒原，从小学教员到农民。或许正是这巨大的反差，让濮湖澜无法适应。随着支边青年队伍的不断扩大，各地青年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大西北的荒原上。他们的劳动，变成了热、变成了电、变成了兵团开足马力旋转的强劲动力。

　　可老濮却竭力回避着田间劳动。而这，就让他在那些当年战天斗地豪情万丈的团场职工中，顿时成了另类。

　　“他农业上不行，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也干不好。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8连老职工、原连队统计杨泽海的神情有些不屑。

　　同事间的指责和领导们的批评，并不能改变老濮对劳动的态度。实在逼得不行了，下地时也是出工不出力。

　　“别人撒化肥，都是用盆端着用手抓着撒。我就把化肥袋子捅个窟窿，扛在肩上，一路从田里走过去，才不管浪费不浪费，烧不烧死庄稼呢。”濮湖澜颇有些得意地比划着走来走去。

　　性格中的偏执和一丝狡黠，让老濮在连队里越来越孤立。 “反正是大锅饭，干不干每个月都得给我10块钱工资。”老濮依旧我行我素。

　　后来，他索性连头发也不理，长发披肩，整天游来荡去。“这哪像来支边的城市青年啊，简直就是个二流子嘛？！”群众中的不满越来越多。

　　1972年，濮湖澜娶了由河南来投亲靠友的田小芹。1977年，老濮先后有了一双儿女。1982年，田小芹患尿毒症去世。

　　“他老婆在的时候，家还像个家，孩子们好歹不挨饿。他老婆一走，唉……”团场职工庄继超啧啧地说。

　　1985年，团场已经开始推行土地承包。吃惯大锅饭又不爱劳动的老濮，生计顿时出了问题。“承包了，混不下去了，一个月10块钱哪够一家人用？”

　　就在这一年，老濮开始在五五新镇的市场上，摆摊做起了小买卖。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售卖的商品，是从自家搜罗出的100多本旧书。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老濮的生活开始和废旧书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这里有的团场职工的子女，开始陆陆续续迁回原籍。1992年，濮家儿子在原籍武汉新火车站谋了一份理发店的活计后，再也没回到这里；女儿也嫁给了一个甘肃人，现在在奎屯市摆个麻辣烫的摊位，偶尔遇到节日才会回来看望他。

　　年岁久了，老濮的生活像台慢慢失去色彩的电视一样，变成了黑白一样的回忆。

　　“要不是当初，兵团招工时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号，让我误以为是来新疆当兵，我才不来呢。我在新疆鬼混了一辈子！”濮湖澜的声音愤愤不平，陡然响亮，震得人耳膜生疼。

　　恩师茅以升？

　　“濮湖澜？不对，他叫濮湖南！”129团场7连宣传干事周延飞说，“喊了几十年了，怎么会错？”

　　或许因为南方口音的缘故，老濮在读自己的名字时，不仔细听，“澜”、“南”确实不好区分。

　　不是周延飞的自信出了差错，而是这个发音上的地域特点，有意无意中，成了老濮向媒体介绍自己时的一个小小噱头。“在他出生前，父亲做了个梦，在路边见到一小孩，于是父亲问小孩叫什么？小孩答曰：湖南。这个名字的由来像志怪小说一般，充满了神奇色彩。于是，湖北人起名叫湖南。”有媒体转述老濮的话。

　　事实上，无论是从129团场的档案中，还是老濮自己提供的与旁人的来往信件上，“湖澜”二字清晰可见。“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叫啥不一样？”老濮打起了哈哈。

　　除了“湖南”与“湖澜”这样模糊不清的噱头以外，让媒体更感兴趣的，是老濮无数次提到的说法：中国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先生是他的恩师。

　　按照老濮的说法，“自己一生都痴迷数学，并致力于要编纂一部《中国数学史》”。“李俨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祖师爷，我要给他编个年谱。”老濮双手竖起大拇指，迫不及待、唾沫星子四溅地说。的确，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确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

　　老濮说，要想编好年谱，就要从李俨的同学茅以升那里求证些东西。“而且，茅以升也说，李俨是中国数学史第一人，要研究中国近代数学史，就必须从研究李俨开始。”

　　129团原宣传科科长薛立秋，比较早的在媒体上报道过老濮。在他名为《追寻梦中的殿堂》的通讯里，有这样的记载：“为编《李俨年谱》，卜湖南（注：原文如此）挤出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1984年3月18日，这是一个令卜湖南终身难忘的日子。……这次见面后，卜湖南和茅老继续保持书信来往。‘我们前后通信十几封，他还在一封信中为我的图书馆题了字，邮了过来。’”

　　也正是从那以后，老濮走到哪里，都说茅以升是“自己的恩师”，称自己是“茅老先生的弟子”，语气谦恭却又不乏自得。

　　而在另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关于老濮和茅以升的关系，却又有着不同的版本：“当记者问濮湖南（注：原文如此）‘图书馆’几个字是否是茅以升亲笔所题时？他笑着说，他并未见过茅以升，只是自己很喜欢数学，也很喜欢茅以升，大条幅上的字是他模仿茅老先生的字体写下的，之所以以茅以升题字为名，是想借茅老先生的名声打造书屋的名气。”

　　“两种说法，哪个是真？”人们很容易就产生了疑问。

　　老濮一时张口结舌，嘴巴张成了O形，一愣一愣的。

　　“我尊重茅老先生，我就当他是我的老师！美国总统下台都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我为什么不可以用茅以升的名字？！”很快，老濮恢复了滔滔不绝。

　　他手舞足蹈，身体大幅度地前后摇摆，灰白长发随之起起落落。脸上的表情，有焦灼，有亢奋，偶尔夹杂一丝无法掩饰的落寞。

　　我有我的规则

　　“老濮这老小子，老了老了，这下还出名了呢！”

　　“报上说，老濮日子艰难，屁！一个月拿着1200块的退休工资，还开个书店，能没钱？鬼才信。”

　　“他挣的钱，一大半都给不正经的女人了。”

　　“人家老濮也是一种活法，有啥可说的？”

　　“他那能叫图书馆吗？叫二手书店还差不多！”

　　“你们要小心呢，老濮跟媒体打交道，就是要利用媒体，把自己包装成名人，想让团里给他无偿解决新图书馆的房子。”

　　几乎每天，老濮都生活在这些各怀心事、五味杂陈的议论里。

　　“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我有我的规则。说我开书店是暴利，那是我的本事，他们有吗？”濮湖澜用袖口狠狠擦去残留在嘴巴上的馒头屑。他并不掩饰他的企图，一点欲望，一点贪婪和一点寂寞的挣扎。

　　濮湖澜早已习惯了我行我素和独来独往。自从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别人眼里的“另类”后，他和团场多数人之间的交流，就基本只剩下眼神和动作。

　　说话对他已变得可有可无，但他对媒体却变得格外敏感起来。“欢迎媒体，欢迎报道，欢迎炒作！”这是老濮反复念叨的话。

　　然而，媒体的喧嚣后，他的世界还是太寂静了。白天书店的生意暂时填补了他的空闲。但一到晚上，时间总显得难熬。只有晚饭后，团里敬老院舞厅开始营业后，“声音”才会回到他的世界。

　　舞厅里，黑暗中，男女老少挤在一起，随着旋律转身挪步。老濮是这里的常客。他丝毫不挑剔音乐，丝毫不在意没有人愿意做他的舞伴，他独自起舞。无论什么拍子的舞曲，他都跳得如痴如醉。只是每次他的嘴里都哼着同样的歌词：蓝蓝的天上有小鸟，多么自由多么逍遥……

　　2009年2月12日凌晨1点，从舞厅返回的濮湖澜，蜷缩着躺在地下室里的床上。不久，他便沉沉睡去。一只拇指大的飞蛾不知疲倦地围着灯泡转圈儿，撞出噼啪噼啪的声响。

　　窗外，今年这里的第七场雪正纷纷落下。夜风伴着雪片掠过“图书馆”颓败的土墙，干枯的草枝随风瑟瑟抖动，整个团场寂静得只剩下屋顶的风声。

　　雪落无痕。

资料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1e84080100cpgc.html

[发布时间：2009年2月22日]

[访问时间：2010年2月12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996387-9.html

[发布时间：2009年7月30日]

[访问时间：2010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