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愚问”
“常坤的家”后来逐渐有了来访问的人。每次有人来交流座谈,常坤几乎很唠叨地反复说:“你一定一定要强调互联网的伟大!我们那里很多学生还没有这个意识,有的学生高中了还没有用过电脑,知道,但是不会。”
在青年中心借书,本来要求第一要会打字,有电子邮箱,会发电子邮件,常坤后来发现很难,许多学生没有电子邮箱。常坤教他们怎么去申请邮箱,现在陆续教会了几个孩子使用电脑。
年轻的心灵,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总是有些好奇的。2010年10月11日,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麻生晴一郎访问“常坤的家”,就有学生问他:“日本的宅男宅女的问题,如何形成的?”麻生晴一郎说:“年青人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做朋友,很难接触。中国现在这样的问题也很严重。”
也有同学问,日本不上大学的学生怎么办,麻说“自己找工作。”
还有同学问日本是否有焚烧秸秆的现象,问北海道是否很漂亮,麻生晴一郎说空气好,温泉好。
更早的时候,2010年9月14日,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吴子慧来座谈,其中一个年轻人突然问:“香港鸡蛋多少钱一个?”“香港中学的升大学率是多少?”这难倒了吴记者。
座谈之后,常坤在博客里十分感慨:“我们在谈大学制度和人生理想,对于我们这里的学生,一方面,我很高兴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一方面,他们的基础比我想象的还差,和10年前的我差不多,可这个社会却已经发展10年了!”
微光乍现
10年前,常坤父亲的工厂被政府扒掉,“扒掉就扒掉了,我父亲根本一点意识都没有。他就觉得,政府修路嘛,扒掉就扒掉了,不赔钱是很正常的,当时我也这么认为,没有人提出反抗,但现在看呢?它是错误的。”常坤上大学时学习法律,才知道这完全是违法的,“我父亲和当地好多善良的老百姓一样,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被欺压了也不知道!可是很多问题完全是常识性的东西!”
青年中心首先改变了常坤的父亲,他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我吃了亏,因为我没有学问,我出外做小生意,跟人签合同,我也签不好。所以再苦再累也叫小孩去上学。”
常坤没想到,48岁的父亲现在在这里学会上网了,因为从事影楼后期制作(相册、相框等),父亲居然开始从网上买一些新式的东西。
院里的邻居也来看书,他们说:“常坤真伟大,学习雷锋,都是免费的。人家处处为了钱,你就是不为自己,你真傻,图个啥?”楼下一个拉板车的工人张东峰,没有钱买书,发现这里可以免费看书之后,也开始在这里借书。卖水泥的36岁妇女张春洁老去借教育小孩的书,“新书来了没?”在卖水泥的空当,她就翻几页。
青年中心的墙上,贴着常坤向县政府网站反映问题的邮件回执内容:“××学校附近的臭水坑遍布,为什么不修理?蚊子横飞,垃圾满地!!!”———“已经上报县政府,要纳入计划治理。”又曰:“为什么×××中学附近没有路灯?”“……已经纳入2011年安装计划。”
“希望有一天,也有一个年轻人自己站出来反映这些问题。我把这些都打印好贴在墙上,我希望改变周围的环境,我想告诉年轻人:‘你作为公民,你有这个权利提出这些观点。’我想让我周围的邻居和父老乡亲、年轻学生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广阔……”常坤说到这一点,声音很激动。
青年活动中心的新成员会被要求写一篇作文,命题作文中有《我爱家乡》,《我理想的中国县城》,《我想生活的社区》,或对历史文化、公益卫生、妇女权利、对环境状况的认识……常坤有意引导年轻人关注自己生活的地方。
“美国人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家园,他们先关心自己的家,自己的社区,关心自己生活的环境,然后才是自己的州和国家。”常坤说,青年活动中心现在有了8个志愿者,“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你要给他们讲什么是志愿者,如何参与。”
“我也想让这里的居民知道,社区的主任应该是居民根据居委会组织法选出来的,包括村委会也有法,可是很多乡亲就认为他们是县上镇里派下来的,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坚硬夹缝
临泉县除了一座县级公共图书馆外,在姜寨镇王楼村小学和赵庄小 学 有 两 所“ 蒲 公 英 乡 村 图 书馆”,这是面向学生和村民开放的乡村图书馆,由关注贫困教育的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共同创立。
“常坤的家”是常坤办起来的,但实际上几乎是众多亲人支撑的———房子是爷爷常新礼免费借用的,饮水机也是爷爷给的,墙是母亲拿着滚子粉刷的,三个书架和钢筋楼梯是父亲常应凤自己焊的,现在,更多新到的书籍堆放在地下,常应凤又要做新书架———加上买复印机的4000块,他已经陆续投了1万多块钱了。“常坤的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里只有17岁的妹妹常俊,因为身体原因辍学后,她一直义务做这里的管理员。
那一次,2010年5月12日,常俊被吓坏了。
“你这是什么机构呀?必须办营业执照,否则不能开业,不能开门。”喝得满身酒气的新闻出版局稽查大队队员来看常坤的书是不是盗版书。“你们闯进这里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不声不响到你家里去,翻了你的东西,你愿意不愿意?”常坤后来报警,才得以平息。
妹妹常俊后来问母亲王芹:“万一几个人来了打我一顿,再发生啥事怎么办?”母亲说:“那就报警。”她还是担忧:“妈,你没事就来这陪陪我,我怕。”
有时候常俊气得直哭:“我守在这里也没有钱,天天在这看门登记,也不给我工资,我还不如出去打工。”母亲王芹只好哄着她说:“你得慢慢等呀,赶明你大哥有钱了,再给你把工资补上,你大哥正在困难时候。到过年我给你买衣服穿。”王芹怕的是,找外面的人来打工,每个月至少要给1000多块钱的工资,“没有钱付,只好让孩子天天在这守着。”在义务工作了3个月后,哥哥常坤终于给妹妹发津贴了,从2010年8月起,每月300元。
夏天,屋子里热得人呆不住,常俊不想去,母亲王芹说:“你去吧,不去整天都关着门。”常俊热得头晕,回家光喝茶,不想吃饭。因为活动中心一直没有空调,老式的二楼头顶着烈日,盛夏屋子里最高温度达到了70多摄氏度,有两台别人捐献的电脑都烧坏了。来还书的小孩放了书就走,说:“这屋里太热了,比外头还热,要热晕了。”常俊在屋里坐着,也热出了一身痱子。于是常坤想着,什么时候装个空调……但钱从哪里来呢?而冬天刚到,常俊就在这屋里冻感冒了。
憋闷的父亲常应凤想起来还是有些怨气:“本身家里情况也不好,现在不挣钱还得为常坤的活动中心忙活,往里贴钱。电费水费也是父母从腰包里掏钱,他就是要干这个,你有啥办法呢?”
爷爷常新礼的屋子原来是出租的,租金一年也要7000元左右,他说:“小孩要搞事业,那就不考虑收入了。”城关镇的领导和政法委领导都找老人谈过话:“你孙子不找正当职业干,搞的这个是什么?你孙子做的事是非法的吧?”于是爷爷半信半疑地问孙子。常坤劝爷爷:“这是我履行公民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对国家和家庭的热爱,怎么是非法呀?”爷爷后来就总给别人说:“我没文化,只念过一年书,可我孙子有文化,是个好人,他干的是好事。”
常坤在北京所做的有关艾滋病的公益工作工资并不高,生活也不宽裕,有时候,父母还要悄悄塞钱给他,“说多少回了,让他好好找个正式工作,或者弄个生意,好好挣钱过生活,没有用。”父亲常应凤叹气。
除了亲人的帮助,来自私人的捐助是很少的。2010年7月初,常坤在活动中心放了一个募款箱,到8月25日,共有33块5毛钱。9月5日,常坤惊喜了一下———箱子里多了一张5元钱。尽管活动中心门外挂着两平米的宣传牌子,但当问起“常坤的家”、“免费阅读”,一路相隔的小店老板也只是茫然地摇头:“没听过呀!”
这些似乎还都不是让常坤唉声叹气的理由,“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进行法律咨询。”
甚至,在席卷而来的房地产开发浪潮中,爷爷的房子很可能被扒掉,青年活动中心也很可能被关闭。而那些少年纯净的眼睛,期待的眼神,羞涩纯真的笑容,有关香港鸡蛋多少钱一斤的好奇,有关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的惊叹,乃至拉板车的工人张东峰对新书的期盼,都不容许常坤就此放弃。
活动中心曾计划买一个36英寸或者40英寸的液晶电视,为年轻人免费放电视电影,常坤在博客上写:“请考虑支持我们……”在没有装空调之前,这也是一个近乎奢侈的想法。最近,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为此通过支付宝账号汇来了150元钱,除了接收到捐助的图书,这已经是“常坤的家”收到的最大一笔私人捐助了。不过,常坤还是期望着:“什么时候,我们给年轻人放电影,放纪录片……”
资料来源:
http://news.qq.com/a/20101117/000677_1.htm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7日]
[访问时间:2010年]11月19日